译论｜隋晓冰 宋馨培：汉英翻译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探索

汉英翻译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探索

隋晓冰 宋馨培

（佳木斯大学，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上世纪80年代末蓬勃兴起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缘起于女权运动中政治板块对女性话语与身份地位的诉求。伴随“文化转向”思潮与勒菲弗尔“操纵改写论”的兴起，许多女权新锐学者批判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中女性被“隐藏”的尴尬窘境，希望重塑她们在写实作品中的舆论权利与独特审美，不拘泥于字里行间文本功能的传递，以摆脱旧有固化女性群像之偏见。本文意在评述国内外部分学者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框架下的主流见解，结合翻译从业者在宏观理论指导中生成归纳的翻译策略，对《小姨多鹤》英译本的进行语料分析，从而在实践层面动态把握汉英女性翻译的新思维。

西方女权运动的余波促成了文学翻译领域女性意识的觉醒，所谓“女性视角”，即译者有意地用女性意识经验、审美情趣去关照自己所译著的作品。（刘军平，2004） 女性翻译理论的倡导者Sherry Simon在Gender in Translation一书中指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都坚持翻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为其性别身份构建创造条件。（Simon，1996：115） 这种翻译观起初并不是对文本使用特定翻译技巧的关注，而是一种文化诉求和政治策略。翻译的终极目的不是建立模式化翻译标准，而是在笔译实践中通过文化寄予女性丰富的身份内涵。

（一） 女性主义翻译思潮之源起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西方女权思潮的陶染下，衍生出英美女性主义和法国新女性主义两大流派，前者侧重对经典作品译本的颠覆，后者将关注投射在语言学及心理学等方面。长久以来，女性与翻译二者都处在所属领域边缘地带，从翻译史来看，在强调忠实原文的前提下，作者之于译者即为主仆关系；从性别角度来讲，两千多年中女性一直被刻画成依附男性并需要被其救赎的弱势群体，而女性主义翻译家们却齐声发出“女性必须通过语言提高自己地位”的呐喊（Lakoff，2004：198）。在翻译领域，女性主义关注译者的能动作用，鼓励译者在解构原文的同时适时植入女性思维，特别是“双性同体”概念的空降，矫正了以往纯粹秉承女权道义者的偏激。部分学者提出译者身份的流动性，并强调这种辩证思维“能以一个更加全面合理的角度来研究女性主义翻译问题”（马悦，穆雷，2010） ，女性主义还强调译者在讲求职业操守的前提下，客观适时地将原著中的话语风格和人物禀性以他/她的双重视角进行平衡。这些都为译者与女性的正名奠定了必要的舆论基础，女性主义理论也水到渠成地步入翻译研究的历史舞台。

（二）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张

从理论目标层面看，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以撰文著书、出版访谈录等形式为载体，致力于宣扬自己的翻译主张，鼓励女性主义翻译从业者以激进形式融入到文化传播中。从实践手段层面看，由于译者以往地位如此卑微，译者只得依靠非正常手段扩大读者面，拓展自己的声望。（周红民，程敏，2012） 女性主义翻译观挑战了男性对话语主权的把控，通过改写比喻甚至是重译等手段扭转女性隐没及附属的地位。女性主义译者以重读、重写与“妇占”（woman-handle） 等手段力图张扬自己的声音、塑造自己的身份、进而实现原文与译作的共生以及作家与译者影响的同比扩大。（Simon，1996：87） 北美地区最早从事女性翻译的Barbara Dodard教授声称自己为作者的“同谋”，考虑译文中女性给予社会历史与当代文化维度的作用，乐此不疲地在目的语中寻求、发明新的表达方式，在语言中为女性提供回归前俄狄浦斯想象界的通道，探索重构女性主体的可能性。（李红玉，2009） 另一位美英女性主义学派代表人物Flotow重新对“忠实”进行解读，她坦言作为女性主义译者，大可凭借自己对原著的剖释进行改写（Flotow，2014：34） ，既不刻意忠实于原作者，揣测其初衷，也不愿屈于臣服地位，试图迎合目的语读者。

我国近代未曾经历激烈的社会运动，因此涉及到女性身份问题时并无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诉求。千禧元年，廖七一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首次谈及女性主义思潮对翻译思想与理论研究的指导意义。（廖七一，2000：302） 此后，我国学者对于女性主义翻译进行了多维度的动态研究，如历时视角下关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调整和补充，或是在进行女性翻译实践的同时着眼于译本批评研究。刘军平强调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女性是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的体现，女性差异性以及他者性将为重建译者主体性和其他翻译模式提供无限的可能性。（刘军平，2004） 方梦之教授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传达原作内容和形式的总的设想、途径，都与宏观理论及其学派有关。一定的宏观理论有一定的中观策略，一定的策略常以一定的理论为依据。（方梦之，2015） 在实践中，秉承女性翻译观的译者们不断完善微观与中观层面的策略技巧，在追求阴性美学的同时，重申对女性身份与审美情趣的诉求，使女性主义翻译观在短短几十载中臻于成熟。

傅敬民教授（1997） 还指出译者所特有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翻译才能等心理因素必然会在翻译中留下个性的痕迹。后继学者在文学作品分析中对此观点加以佐证，孟令子在基于语料库的前提下对《沉重的翅膀》两种英译本进行强势语词频统计，得出译者根据语言使用方式构建不同性别身份，而翻译是“操演”性别身份的渠道。次年，她详实客观地分析了翻译与性别的关系，提出前者是“操演”和“成就”后者的场所，缺乏语境意识的译本是难以服众的。（孟令子，2016） 女性主义思潮下衍生的翻译策略大多旨在重塑文学作品中女性的正面形象，改写、替换贬损女性言论的内容。事实上，也确实只有译者才能在与原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对话中提交翻译的尺度，而原文作者、译文读者以及出版社方面都只能在翻译中作为译者翻译的参照依据。（傅敬民，韩淑琴，2004） 李红玉和周峻等人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阐释性别意识与译者身份的微妙关系，前者认为无论男女译者，都可能受到来自赞助人及语境外因素的影响。（李红玉，2008） 周峻（2013） 在分析张爱玲自译作品后指出，自译行为使其获得作者兼译者的二元身份，在这种特有实践体验中，张爱玲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及强势“劫持”翻译策略，为社会底层女性发出呐喊。铭刻了双重文化经历的离散译者张爱玲在其翻译中展示出其独特的翻译风貌—在其翻译中流露出对母国文化和移居国文化的反思和审视使得其译者主体性具有更为多样、更为深刻的维度。（王晓莺，2011） 总而言之，女性译者凭借独有的细腻感和觉察力，将社会地位的诉求延伸到文学领域，从女性视角出发关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群体，通过文化干预开拓了翻译实践的全新视角，使女性在主流男权话语作品中也能展示真我美感。

（三）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策略

在众多女性主义翻译实践者中，业界领军人物Flotow教授为女性主义思潮的普及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在女性主义翻译观被引入国内译界时，她倡导的笔译策略从文本功能向行事功能转换，她坦言翻译不仅属于文学范畴，还与政治、意识形态等相互交织。在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一书中，Flotow教授认为“女性时代的翻译也是对先前女性主人公的重塑，是对以往给与女性的那些性别特征和态度的改写”（Flotow，2014：50）。其翻译观及衍生的译学方法为当今笔译从业者所广泛接受。在Flotow的主流思想中，最常见的三种策略分别为：“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和“劫持”。

增补是女性主义译者主动介入译作，在融合个人对文本理解的同时，为目的语读者补偿由文化、语域等差异带来的语内的所指缺失。方梦之（2013）称这种技巧为动“手术”，即译者以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为圭臬，“镶补”外国人不懂的背景。尽管在其他译学流派中“增译”法也被经常使用，但女性主义策略更倾向于潜移默化地增补作品中转述的女性意识与性别意义。译者在解读文本隐喻的前提下，自觉增添突显女性气质与形象的篇幅表达，创造性地扭转“忠实”标准的绝对性地位，摆脱“不忠的美人”的矛盾限制，使译文在流畅自然的前提下展现两性平等。

采用前言与脚注也是体现译者调动主观判断、表达作者意图的手段之一。笔者认为，这些方法是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中的非常规操作，译者在译文风格重写与微调中难免遇到文化缺省，因此，必须以显性修改和强势介入的方式加以解释。此外，前言多交待故事背景与作者以往文笔风格，译者在查找平行文本并掌握作者文体笔法后，解构遣词造句中的隐喻内涵，关照读者文化储备的差异，竭尽所能还原作者口吻，增强作品信息呈现的有效性，运用脚注的补偿效能为女性“发声”，深化作品中女性角色的感染力与亲和力。

劫持又称为“挪用”或是“叛逆式重写”，是最能反映女性主义翻译观诉求、最为激进且最饱受译界诟病的策略。方梦之教授（2018）强调翻译是一种双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再创造活动，对同一事物在不同语境制约下进行改写，即使不脱离原文也会超出原文本体含意。译者在尊重作者的前提下解码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加入自身主观逻辑判断，抒发对女性群体的赞美之情，修改甚至删除作品中暗含女性歧视或偏见的话语，以期在社会文化语境下为女性争取话语平权有所帮助。女性主义翻译家用这种“新奇而陌生”的方式启发读者的阅读欲望，让读者想要迫切探寻女性角色在作品中的境遇如何，为作品基调与情节铺垫留有余地。

英译本Little Aunt Crane由爱丁堡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的Esther Tyldesley女士所译，身为女性译者的Tyldesley教授在解构文本话语内涵、重组意群等方面考虑到性别、意识形态等差异，深入剖析严歌苓小说中塑造的小环、多鹤两位女主人公的性格特点。（Tyldesley，2015：4） 笔者试图以双语译本对照方式分析Tyldesley教授的创作历程，反观译者如何在女性主义策略指导下进行二次创作，在尊重语言差别中激发想象，在斟酌译文受众的审美偏好中还原作者细腻的笔触，将女性主义笔译标准应用于实践中。

（一） 增补

带有“补偿”色彩的增补创作是最常见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译者需要对汉英社会文化知识有足够涉猎，才能在尊重差异的同时渗透并还原隐喻，调动自身创造性思维，桥接英语读者知识的断层，努力为译本读者还原人物的性格，使人物间的鲜明对比跃然纸上。笔者解析Tyldesley女士英译本中采用的“增补”手段的意图主要为：背景知识补缺和辅助信息理解。

1．背景知识补缺

作为一部史诗式情感小说，从日本战败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作品选择了多个历史节点，时间跨度之大加上动荡冗杂的社会历程催生了许多“新词儿”。译者在此通过发挥能动性创设情景，关照读者的知识储备与文化缺失，在反映女性意识的对话中反复推敲用词，在还原时代风貌并再创作的基础上对许多词条进行了异化与释译。如，

例（1）还有呢? 眼眉特黑脸特白，说话鞠躬，说完了又鞠躬。还有，一看就跟一般中国女同志不一样。

Anything else? The whites of her eyes are unusually white，and the pupils unusually black，she bows when she talks，and when she’s finished speaking she bows again． Also，when you see her she’s not quite like atypical Chinese female comrade． Well，Socialists often call each other ‘comrade’，especially in greetings．

这段对话发生在小环与张俭向派出所求助，希望民警同志能帮忙找到被张俭“有意”弄丢的多鹤。“同志”一词来源于苏联，意思是拥有共同志向的人，建国初期被广泛用于陌生人打招呼的称呼，类似“师傅”，也是时代催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代名词。

无独有偶，在一处粮食买卖的场景中，译者将“农民”“工人”，分别译为“peasants，their younger brother”以及“the workers，their elder brothers”，即“农民老弟”与“工人老大哥”（严歌苓，2008：32），说明当时各阶层人民一心团结之紧密可以称兄道弟。对汉语负载词细节的把握，使读者在品读作品时，不因知识断层而感觉不知所云，译者通过增补策略改写作品，实现了译作在跨语境传播中有效性的提升。

例（2）多鹤又把那几个日本字说了一遍，然后眼睛很亮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二孩把毛笔递给她，又递给她一张纸。她偏着脑袋，抿着嘴，在纸写下“春美”。

Duohe repeated those Japanese sounds over again，then looked from that person to this and back again，her eyes very bright． Erhai passed the pen over to her，and a piece of paper． She put her head on one side，pursed her lips，and wrote down on the paper‘Chun-mei’，a name that shared its second character with Kumi，the little girl whose life Duohe had saved．

寡言少语的多鹤想给丫头找一个合自己心意且饱含民族寄托的名字—春美。译者此处对名字的引申意味进行解读，一来是强调主人公身世飘摇，回归东瀛遥遥无期，她只能选个日本名字给女儿依托思念，此外，Tyldesley补充了“春美”的特殊寓意，将其中的双关语义娓娓道来。罗马音‘Kumi’译为“久美”，而“久美”是多鹤早年逃难时解救的少女之名。多鹤给丫头取名为“春美”的做法，不但为小说结尾时多鹤与久美的重逢埋下伏笔，也反衬出多鹤看似逆来顺受的性格中颇有几分坚韧和固执。译者调动自身知识储备为读者传递了出乎意料的惊喜，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2．辅助信息理解

整部作品的写作背景是东北黑龙江地区，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书中有大量土话习语以及女主混杂着关东方言的日本语，译者能动地改写部分信息，为英语读者还原了多鹤与张家三代人的悲欢纠葛。另外，小说中的女性群像多靠对话塑造，译者以自身知性且敏感的特质，将主人公们的潜台词解读到位，补充必要背景信息与文化缺失，使一个个鲜活又婀娜的女性风貌跃然纸上，代入感极强。

例（3）她如此疯狂地奔跑，也去不掉两胯的那点忸怩。多鹤要跑十多里路，要冒险穿过苏联人出没的铁道。

Even as she fled she was horribly conscious of their modesty of taking such big strides，showing her legs． Tatsuru would have to run five kilometers，and risk crossing the railway bridge with Soviets coming and going across it．

此处旁白反衬出多鹤的震惊与焦急，目睹了代浪村五百口人惨死神社后她惊恐不已，焦急则是因两腿“在同时间赛跑”。Tyldesley此处对多鹤的心理进行侧写，穿木屐走碎步的少女不顾形象甩开大腿奋力奔跑，也难掩心中的恐惧。日本女子多温婉礼貌且端庄走着小碎步，此处用“horribly”和“immodesty”两词呈现出与传统形象格格不入的画面感，烘托了主人公内心的紧张、垦荒团在劫难逃的宿命与战争对平民百姓的恐怖意味。

例（4） 门一响，二孩张钢进来了。

The door banged open，and Erhai，who was now known by his proper name，Zhang Gang，came in． He was named for steel，as his brother was for iron．

大炼钢铁的“跃进”时代，多鹤的双胞胎分别叫张铁和张钢，译者在此处增补了兄弟名字的由来。正如每个世代都会催生出许多代名词一样，“钢铁”二字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男性名字的“标配”。“钢铁”不仅体现了小家庭对二人蓬勃生长、拥有钢铁意志的希冀，也反映出轰轰烈烈的时代召唤对寻常百姓们的深刻影响。

（二） 前言与脚注

1．前言

本书前言部分对小说的时代背景及作者严歌苓进行了介绍。Tyldesley女士在编写译著前必定阅读了大量史实文献、平行文本及严歌苓女士本人的作品。Tyldesley开篇谈到原著作者是位华裔高产女作家，擅长以女性口吻或者以女性主人公为创作角色，笔下的女性形象或以移民身份渴望融入异国文化，或保持蒙昧天真的个性，企望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中寻求自尊。而对小说时代格局的引入，交待出“战败在即，日本垦荒团艰难撤退而又被围困在东北村落”的大背景，使读者能毫无违和之感并快速进入书中创设出的情景。

2．脚注

脚注在译作中的使用不算频繁，但每次脚注的使用都对小说剧情的发展起到不小的助推作用。译者在信息缺省的情况下，为了不破坏原有语言审美和行文风格，以脚注方式阐明字里行间因文化差异导致的信息不对等情况，这种策略赋予译者更多创作空间，彰显了女性主义翻译中译者与作者“平起平坐”的新思维。

例（5） 她知道二孩特废物，心太软，为“父母、哥、弟、妹亡”那几个字心里正不得劲。叫竹内多鹤的小日本婆是个孤儿，才十六岁。

She knew how soft-hearted he was，and how troubled he would be at the words‘Parents，elder brother，younger brother，and younger sister，all dead ’． The little Jap woman called Zhunei Duohe was an orphan，and only sixteen years old，no more than a girl．

Translator’s note：Speaker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annot understand each other when they talk，but their writing systems share a lot of the same characters，which often have similar meanings in both languages．The name竹内多鹤can be understood in both Japanese and Chinese writing systems，but the pronunci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So where a Japanese person sees the name Takeuchi Tatsuru，a Chinese would read it as Zhunei Duohe．

译者此处的注解意在让读者有连贯的情节衔接，在垦荒团生活的岁月中，她识得零星几个汉字。正是通过汉字的书写沟通，张家了解到多鹤的身世，此时，一家老小都唏嘘不已，本打算让多鹤给张家生个孩子就将她再次卖走的打算也就此终止了。脚注中指出日语由汉语演化而来，现今让保留大量繁体字且意思相仿，尽管“多鹤”二字在汉、日语中都是名字，有些汉字日本人也可以看懂，但两种语言的发音和写法却又迥异。译者可以把多鹤在中国时名字译成拼音，让寄居者隐匿在异乡的文化中，而将少女时期和晚年重回日本时的名字译成假名，通过名字的变化来体现她的身世浮沉与跌宕命运。

例（6） 小彭在技校时读过几本小说，他对多鹤绝不像少剑波对小白鸽，也不像江华对林道静，多鹤对于他，是个具有巨大的神秘吸引力的怪物。

At the technical school，Xiao Peng had read several novels． He was certainly not like Shao Jianbo to-wards Xiao Bai Ge． Nor was he like Jiang Hua with Lin Daojing． To him，Duohe was a strange creature with vast，mysterious powers of attraction．Translator’s note：A reference to the novel Tracksin the Snowy Forest，published in the 1950s． This novel describes the Communists’fight to stamp out bandits and includes a lovely young female orderly called Xiao Bai Ge．Translator’s note：A reference to the novel The Song of Youth，the tale of a young woman，Lin Daojing，who is trying to find a path in life，and finally turns to the Ｒevolution． Jiang Hua is a revolutionary comrade who becomes more than a friend to her．

此处是小彭对多鹤暗生情愫后的内心独白，尽管多鹤让他着迷，但这种情感既不是少剑波与小白鸽在剿匪年代衍生的革命伉俪之情，也不是江华与林道静携手成为无产阶级斗士的战友之情。为保持情节的连贯与读者的兴致，译者在脚注中添加了人物的关系由来，避免读者因社会制度与文化铺垫缺失而产生困惑。此处同样暗示了多鹤对小彭情感的流露并无回应，这份无疾而终的单相思也为日后他怀恨在心，并在文革期间蓄意检举张俭的“罪行”埋下了祸根。

3．劫持与创造性叛逆

“劫持”或“改写”作为笔译活动秉持女性视角译者最常用的手段，即重视保留原作者的写作基调与行文风格，调动译者创造性对译本进行叛逆式改写。笔者通篇研读Tyldesley英译本中对“劫持”策略的使用，分析其主要目的包含： 渲染女性形象个性、改写包含性别歧视的内容。

（1） 渲染女性性格与形象

例（7） 二孩心里直为小环的深明大义而舒展，她把这么大一桩事演成了平常的夫妻怄气

Xiaohuan was treating the matter with good sense and clear understanding，behaving as if this serious grievance were a common-or-garden spat with her husband．

小环因张家买来多鹤“续香火”而勃然大怒，张俭接小环回家时却发现她并没有把争吵的实情向父母坦白。译者在此将改写“一桩大事”为“serious grievance”即严重的不满，试想任何家庭中出现两个女主人，都是畸形荒唐且难以接受的。心生怨念的小环却也识大体，她给张俭留足了面子不至于两家就此闹掰，译者将个人解读揉合在译本之中，“good sense and clear understanding”体现了小环的坚忍与宽厚，泼辣与体贴，也是她八面玲珑的处事方式使一家人得以在张俭入狱后熬过艰难的岁月。

例（8） 谁会抵抗呢? 多鹤的强制是她不做声地迈着小碎步端来一盆热水，搁在你脚边，再搁一块肥皂。

Who would?Duo he’s compulsion was of the silent kind，she would come tripping over with a basin of hot water，put it next to your feet，and then set down a cake of soap．

多鹤被刻意“弄丢”后，张家恍悟到这个弱女子已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整个家族。行动是多鹤无声的语言，她的执拗使所有人难以拒绝，因此译者创造性地将“多鹤的强制”扩充添加“silent kind”，侧面反映了“寄居者”多鹤对张家细致入微的体贴，身处他乡的她仍时常以无声的方式表达爱意，突显其温婉内敛之女性风情。

（2）改写包含女性歧视的内容

例（9）“谁说要休呢? 我们是那种缺德的人吗?”母亲说，“我是说朱家四个闺女，数小环嫁得好，是他们怕咱们。”

‘Who said we’re going to put her aside?Are we that sort of wicked people?I was just saying that Xiaohuan made the best marriage out of all the four Zhu girls，it is them who are scared of us． ’

书中由于小环不能生育，因此张家买回多鹤“续香火”，小环怒气难遏跑回娘家，作为一家之长的老张对妻儿道出以上话语。整个时代背景限制了女性的自主权益，偏远地区“无后为大”的教条观念成为封建社会中休妻纳妾的“理由”，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女性只能被动接受。此处译者以“叛逆改写”处理方式将“休”这种特殊负载词解释为“put aside”，扭转了作品中封建时代对女性在字里行间中体现的不屑与贬低，将主观意识凌驾于原文忠实层面之上，使英译本读者在不着偏见欣赏作品的前提下重拾女性话语权。

总体而言，女性主义翻译观与传统译学理论相比给予译者更多的创作空间，赋予译者比肩原作者的地位进行“二次创作”，扭转以往译者屈于“从属”“被动”的隐没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曾在本世纪激起译界的一丝水花，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成为翻译领域指导实践的主流理论。值得关注的是，女性主义翻译观在认识论上厘正了传统译学理论中强调原著为上，译文次之的局限思维，肯定了译者性别立场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的不同解读。英译本Little Aunt Crane中译者较为完美地诠释了女性主义策略，以细密的洞察力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灵动的女性形象。随着翻译思想的多元化碰撞，女性翻译主张也在修正中走向完善。例如，当代的创造性叛逆不是一味盲目的“劫持”而是建设性地搭建译出语读者欣然接受的言语逻辑，在重视交互主体性的立场上不随意抛弃读者利益，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进行恰如其分的把握。女性主义思想的笔译风格的尝试，需要因地制宜地选择翻译策略，调动译者主体思维创造性地在作品突显女性意志。目前国内针对女性主义翻译在文本层面的研究多以汉语为译出语，反之则鲜有探索。如何让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国内真正生根发芽，在把握宏观社会语境前提下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在微观文本上植入中国风格进而体现文化张力，亦是笔译实践者们亟待思索的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译者性别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研究”（编号：17YYB104）、2017年度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运用手机APP词汇软件优化大学词汇学习的实证研究”（编号：SJGY20170575） 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见《上海翻译》2019年第4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