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岳中生：译者生态位与“译者中心”

译者生态位与“译者中心”

“译者中心”是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中的译者观，综观了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三论，即翻译主体“译者责任论”、译者行为“适应选择论”和译者追求“译有所为论”。“译者中心”等理论视角可用于开展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伦理、译学流派等应用研究。(胡庚申，2017:1) 国内翻译界近年来围绕“译者中心”持续开展批评和讨论。批评者学术争鸣的理据多样，或基于生态哲学，认为译者应该是翻译生态环境中的普通成员，而不应作为“中心” (冷育宏，2011) ;或基于译者主体性和翻译主体间性质疑“译者中心” (王宏，2011) ;或认为“译者中心”是老调重弹，在开倒车 (尹穗琼，2017) ;或基于“以人为本”否定“译者中心”，认为翻译应“以诸者为本”，“诸者”应各负其责 (张其海，2016) ;或基于生态伦理，认为“译者中心”否决文本生命权，忽略其他主体权利和可持续发展，表现出片面、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 (陈水平，2014) ;或基于作者和译者及读者“三边”关系和翻译伦理，认为“译者中心”是难以实现的堂吉诃德式幻觉，过分强调了译者本位主义，对翻译实践是有害的误导 (李晓燕等，2018) 。针对以上批评意见，胡庚申教授和其他学者多次回应或进行反批评。(胡庚申，2011;胡庚申，2014;罗迪江，胡庚申，2017;罗迪江，2019) 通过“译者中心”批评与反批评，“译者中心的发展历经了从‘译者主体’走向‘译者主导’，到‘译者责任’再到‘译者发展’的辩证互补之路” (罗迪江，2018:122) 。通过学术争鸣，“译者中心”的提出背景、核心观点和内涵等相关主旨愈加明晰，但其立论理据也需进一步夯实，以便于证实立足并支撑生态翻译学的译者观。

在当前翻译研究、翻译产业和翻译教育与国家战略紧密对接的形势下，新的翻译理论、翻译现象在国内翻译学界引发了较多的困惑，包括“理论焦虑症” (许钧，2019:1) 。面对并解决这些困惑，“做好学术研究，参与互动交流最重要” (许钧，2019:9) 。基于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的类似/同构特征，笔者运用生态位及其原理聚焦“译者中心”开展学术探讨，通过分析译者生态位和生态位建构来探讨译者生成、译者角色和功能以及译者发展问题，为“译者中心”寻找生态学立论理据。

生态位是生态学中的重要术语。生态位指“某一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描述该物种生存必需的一系列条件及其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作用” (Fath, 2018:1088) ，或“概指某一物种长期维持生存可利用条件和资源的态势” (Hine, 2016:80) 。基于概念，生态位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生境生态位 (habitat niche) ，又称空间生态位 (spatial niche) ，反映某一物种在生境 (habitat) 中得以生存和繁殖的分布位置和范围;二是营养生态位 (trophic niche) ，又称功能生态位 (functional niche) ，反映某一物种与群落中其它物种之间的营养关系，体现该物种在群落中的角色和地位及其与其它物种之间的关系，凸显该物种在其所占生态位上发挥的生态作用。

生态位原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生态位形成于一定的时空背景，针对特定范围内的生命体，生态位是在时间和地理空间上具有外在边界的连续的生境单元。第二，生态位体现生命体和所处生境之间的适宜性关系，也反映同一群落内不同生命体之间的竞争或共存关系。(彭文俊，王晓鸣，2016:330) 具体而言，生命体通过外源扰动和内源扰动来调整生态位，从而获得其生态位适宜度 (nichefitnss) ;同一群落生命体生态位的竞争遵循竞争排除原则;通过竞争和各自生态位的适宜性变化，不同生命体在时空和资源利用以及相互作用等方面趋于互补，从而促成群落成员的共存关系。第三，生态位是生命体的特殊属性，该属性与生命体在群落或生态系统中发挥的功能角色有关。(彭文俊，王晓鸣，2016:330) 具体而言，生态位反映某一生命体在群落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居于生态位的每一个生命体均占有各自的生境空间和营养位置，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第四，生命体通过不同生命时段的生态位构建不断修正其与对应生态位之间的关系，谋求生存和发展。第五，生态位原理对于所有生命现象是具有普遍性的一般原理。

当前，生态位及其原理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并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工业、农业等非传统生态领域，成为新的理论分析和实践工具。笔者尝试将生态位应用于翻译研究，分析译者生态位以实证“译者中心”理念。

基于生态位原理对于生命现象的普遍性和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之间类似/同构的生态特征，笔者以翻译生态中的译者生态作为研究切入点。“翻译生态至少涉及译者生态、译为生态、译作生态等” (曾婷，黄忠廉，2018:77) ，其中，译者生态是指“译者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是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全方位概况” (刁克利，2012:126) 。译者生态可以视为译者的产生、作用和发展系统，即译者生成、译者角色与功能，以及译者发展。

(一) 译者生境生态位与译者生成

作为在时间和地理空间上具有外在边界的连续的生境单元，生态位形成于一定的时空背景并反映某一生命体在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译者存在于一定的时空环境下，译者生成关联的是译者在生境生态位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定位。

在译者生境生态位的时间维度层面，译者定位“译事中”。依据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链，翻译活动可以分为译事前、译事中和译事后三个阶段。在“译事前”阶段，在社会意识形态、翻译政策、经济因素、翻译文本、委托人的翻译要求等翻译生态外源要素的共同影响下，译者选择或接受翻译任务，继而司职读者研读源语文本，完成必要的翻译准备工作，这也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接受其选择的过程。只有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且能够胜任翻译任务的译员才会成为“译事中”阶段的译者，译者才能利用翻译资源并通过具体的翻译操作来生产译品。“译事后”的译者以译品生产者的身份接受用户、出版商、读者等不同个体或群体的评价。可见，作为译品主要生产者的译者是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身处翻译链的“译事中”译者。“译事中”是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的时间定位。

在译者生境生态位的空间维度层面，译者定位“中心”。“中心”既可以是地缘概念 (距离四周相等的位置) ，又可以是权力概念，即指在某一场合表现突出或起主导作用。译者身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是与翻译关联的非生命体和生命体的集合。从非生命体文本之间的空间位置来看，译者身处“原文—译者—译文”物理空间的“中心”位置。与翻译关联的生命体集合就是翻译群落，包括了委托人、赞助人、作者、译者、用户、出版商、读者、译品批评者等。因为生命体在不同时段所处的生境空间不同，翻译群落的不同成员在译事前、译事中和译事后三个阶段所处的人际空间位置也各有不同。在“译事中”阶段，译者主导翻译操作过程，翻译群落其他成员的意图、要求、期待等都需要通过译者的具体翻译行为得以实现，译者也需要遵循翻译规范和伦理来适度协调不同成员的诉求。许钧 (2003:348) 指出，翻译家在作家、读者、翻译家三者之间处于中心的位置。这里的“中心”体现的是翻译家在三者人际空间位置。译者以主导翻译操作行为的方式取得翻译群落人际空间的“中心”位置并成为群落的代表，“中心”体现出“译事中”的译者在翻译群落成员人际功能方面的主导协调作用，这一“中心”又与下文的译者营养生态位相关联。

译者的时间定位和空间定位明确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身居“中心”生境生态位。从译者生境生态位来看，译者是身处“译事中”、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接受环境选择的译者，译者居于非生命文本物理空间之中心，也身居翻译群落成员人际空间之中心。“译者中心”关于译者身处“翻译过程中”的时间定位和译者作为翻译群落代表的定位契合译者生境生态位的“译事中”时间定位和人际空间维度的“中心”定位。

(二) 译者营养生态位与译者角色和功能

在生态学中，营养生态位反映某一生命体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和功能，既体现生命体与所处生境之间的适宜性关系，也体现同一群落中不同生命体之间的竞争或共存关系。作为生态学中的功能单位，“生态系统包括生态群落及其与非生命环境的相互作用” (Fath, 2018:473) 。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生产者不仅为自身生存提供物质和能量，也为消费者和分解者提供物质和能量。从营养关系来说，生态系统中居于不同营养生态位的生命体形成一个以物质和能量利用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网络，消费者和分解者依赖生产者而存在，生产者成为生物群落权力关系的统筹协调者。

从译者营养生态位来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统筹协调者的角色。“生物群落变化是群落生物生态位的共同变化” (Fath, 2018:1096) ，不同的成员分别居于相应的营养生态位，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发挥各自的功能，不同的翻译群落成员在时空和资源利用以及相互作用等方面趋于互补，促成群落成员的共存关系。居于中心生境生态位的译者在维持自身生存的同时，为群落其他成员提供和分配物质和能量，也关注且必须协调群落中消费者和分解者等相关成员的需求和利益。译者通过利用翻译资源来自我调整以获得适宜的营养生态位，通过资源利用来影响翻译群落中其他成员的营养生态位的变化，维持翻译群落整体生态的平衡。译者作为生产者，其营养生态位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如通过与其他成员的互动来促成高质量的翻译。许诗焱和许多 (2018:441-450) 基于葛浩文翻译档案的分析，认为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与作者互动对译文的生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生态群落及其与非生命环境的相互作用来看，一方面，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作用于翻译生态环境，成员以群落为集体共同作用于翻译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翻译生态环境作用于翻译群落，也是包括文本在内的一个或多个环境要件主要作用于译者而引起译者营养生态位变化，继而翻译群落其他成员的生态位发生协同变化，整体的群落生态随之变化。谭华 (2017:20) 认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扮演协调者角色，除了协调相关主体间的关系之外，还协调同相关客体之间的关系。作为译品生产者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统筹协调角色，宏观统筹协调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群落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实现翻译群落与非生命环境的关联互动和平衡和谐。译者作为译品生产者而扮演的统筹协调角色契合“译者中心”在宏观理性方面体现出的“译者责任”，即译者有责任协调环境、文本、群落之间的关系。

译者的营养生态位决定了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依据生态位原理，同一群落生命体生态位的竞争遵循竞争排除原则 (competitive exclusion principle) 。竞争排除原则指“占据同一生境的两个物种不能占据同一生态位，占据相同生态位的任何两个物种都会彼此竞争，直至其中一个物种被排除在该生态位之外” (Hine, 2016:56) 。根据竞争排除原则，译者的营养生态位取决于译者在生态金字塔中的营养级 (trophic level) 等级和生态位宽度 (niche width) 。营养级即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按照食物链 (网) 环节所处位置而划分的等级。生态系统的能量是单向流动的，并遵守林德曼定律逐级递减，即每个营养级的能量都是上一营养级能量的10%—20%，因此，处在生态金字塔 (也叫能量金字塔) 第一营养级的生产者获得的能量最多。从营养级来看，译者是译品生产者，理所当然地处在第一营养级，能够获取最多的能量或资源。生态位宽度指某一生物能够利用的不同资源的总和，生命体利用的资源越多，其生态位越宽。从生态位宽度来看，与翻译群落其他成员相比，译者在翻译操作中能够利用的翻译资源最多。黄勤和谢攀 (2018:96) 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论将翻译看作是译者在翻译场域中利用各种资本与相关行为主体进行资本角逐的实践活动，认为译者与其他行为主体一起构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力关系，并通过翻译活动争夺资本。其中的“资本”，不管是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或象征资本，实际上是译者和群落其他成员可以利用的翻译资源。身为生产者而处于第一营养级且生态位宽度最宽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是符合生态位原理的。单宇和范武邱 (2016:191) 从中西翻译理论发展来推演译者称谓的变化，证明译者主体经历了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译者中心”的变迁，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一切矛盾的结点，具有主导作用，将具有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从译者的营养生态位来看，严复变译《天演论》、朱生豪以散文形式翻译莎剧诗歌、林纾译写文学作品等现象都体现出译者的主导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这契合“译者中心”关于译者主导翻译过程的功能阐释。

(三) 译者生态位建构与译者发展

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通过生态位建构不断修正其与对应生态位的关系以寻求生存和发展。生态位建构，笼统而言，是指“生物修正其自身生态位的过程” (Fath, 2018:1096) ;即指“生命体通过新陈代谢、活动、选择和相互作用部分地创建或毁坏其生态位的过程” (Laland, Matthews, Feldman, 2016:191) 。生态位建构的方式分为外源扰动和内源扰动。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通过“他律”和“自律”相结合的生态位建构来谋求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基于生态位建构的外源扰动，译者生态位建构过程是翻译生态环境要素影响并制约译者翻译行为的过程。译者身处翻译生态环境并接受其选择和制约，译者身处翻译群落并受到其他成员的影响和制约。来自于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经济条件、委托人的翻译要求、翻译技术、读者期待等方面的外源扰动影响译者生境生态位和营养生态位的适宜性变化，同时也成为译者生存和发展必须接受的“他律”。另一方面，基于生态位建构的内源扰动，译者需要在外源扰动的影响下，充分调动和利用自身的翻译理念、翻译能力等不断能动性地调整自己的生态位和翻译操作行为，这体现出译者追求发展和自身价值应该遵守的“自律”。译者正是通过不同生命时期的生态位建构来完成一次又一次的翻译任务而逐渐成长并发展。从译者生态位建构与译者发展来看，林纾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环境下，顺应官方文言形式和译界文言翻译惯习以及以传统读书人为主体的读者阅读习惯而使用文言，出于翻译报国和开启民智等目的而采用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与合译者的合作，都可以视为林纾在外源扰动的影响下修正个人生态位而表现出的翻译选择行为。这与林译作品推动小说革新和社会变化体现出的译者发展是相联系的，因为译作价值是译者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体现。译者生态位建构体现出的译者发展契合“译者中心”给予译者人文关怀、关注译者生存和发展的内涵要旨。

生态学中的生态位概念及其原理为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译者生境生态位表现出时间维度的译者是身处“译事中”、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接受选择的特定译者;空间维度的译者居于非生命文本物理空间之中心，也身居翻译群落成员人际空间之中心。译者作为译品生产者的营养生态位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统筹协调角色并发挥主导作用。译者通过外源扰动和内源扰动的生态位建构来调适从事翻译活动的生态位以谋求生存和发展。译者生境生态位的时空定位、营养生态位的角色与作用和责任、生态位构建体现的译者发展等契合“译者中心”的内涵要义。如此，生态位及其原理可以成为“译者中心”立论的生态学理据。

当前，译者逐渐得到翻译学界的重视，译者研究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国际期刊 (Herme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 就曾经在2009年42期专刊刊载了以“Translation Studies:Focusing on the Translator”为主题的七篇论文。美国学者Douglas Robinson也构建了以译者为中心，包括身心学翻译理论、施为语言学翻译理论、对话性翻译理论、后理性主义译者主体性理论等多学科性的翻译理论。周领顺教授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和《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当属国内译者研究的主要代表作。在翻译界关注译者和译者研究的学术环境下，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能够为某些翻译现象、翻译活动、译者行为批评、翻译伦理等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本文摘自《上海翻译》2019年第04期，注释略，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