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孙艺风：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

迄今为止, 有关翻译在文化发展、国族建设以及促进世界文学等诸多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已有众多论述, 但对于翻译的这种角色究竟由何构成, 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理解继而发挥作用等若干更基本的问题, 仍尚存争论并亟待探究回应。另一方面, 翻译研究在世界文学中本应扮演的核心角色至今也未得到认可。在美国学术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翻译学长期以来不受待见, 处于被冷落和边缘化的难堪地位。但近些年来, 随着比较文学日渐式微和世界文学王者归来, 一直坐冷板凳的翻译, 仿佛又重新受到了重视。与中国比较文学界不尽相同的是, 西方的比较文学学者一般都能直接阅读所涉语言的原文, 不必借助翻译。然而世界文学的情形却迥然不同, 其阅读对象绝不囿于学者, 而是一般大众读者。故此, 翻译自然不可或缺, 于是又堂而皇之地从无足轻重的角色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显示出转运的兆头。尤其是文学的不可译问题, 再次首当其冲地成为翻译之不确定的一个重要因缘。另一个与此相关的事实是, 翻译的真正挑战集中在哲学翻译 (或相关的理论论述的翻译) 与文学翻译。毋庸争辩的是, 就难度而言, 文学翻译是所有翻译活动的“桂冠”, 因难见巧, 愈险愈奇。哲学或理论论述因复杂艰涩, 不好译多加几句解释或注释便是, 弄个“厚译”亦无伤大雅, 至少不足以致命。但文学翻译则不然, 解释多了, 甚至过于明晰化, 都足以让译作受到致命伤:文学性要么大打折扣, 要么丧失殆尽。不夸张地说, 不可译的终极挑战在于文学翻译, 而世界文学必然要与不可译这个世纪冤家继续周旋下去。需要指出的是, 世界文学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翻译实践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而翻译学与世界文学似乎无关。

翻译状况的不如意, 似乎与我们大学的翻译课程设置不无关系。苏珊·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忧心忡忡地指出, 大学的翻译课程几乎与译员培训无异, 尤其是口译培训 (Bassnett, 2019:1) 。她同时也认为, 比较文学学者拿不可译开刀, 岂不是小题大做?不可译又不是什么新鲜事, 自打有翻译开始, 不可译便与翻译形影不离, 大有此时旧事重提是何居心的问罪语气 (ibid.:5) 。但平心静气而论, 不可译的问题并没得到真正的解决, 无论是在理论层面, 还是在实践层面。

与此相关的是文学改写, 改写关乎一个作品的文学声誉, 据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 , 改写 (rewriting) 是对文学声誉操控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不可据此认为, 改写就一定会让作品受损, 改写也有恢复和修复的功能。巴斯内特认为, 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存在鸿沟 (ibid.:1) 。鸿沟的出现绝不符合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之间预期的相关性。二者之间这种边缘化或被边缘化的情形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一些翻译学者对此深感沮丧和不解。一直以来, 翻译学界不满足于只从别的学科借鉴, 希望也能“输出”自己的学术见解, 意在影响别的相关学科。但同时又对别人对我们的忽 (轻) 视, 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 或许是出于自我卫护的本能, 但毕竟于事无补, 如只满足于描写性的研究, 显然远远不够。我们自以为然的东西, 其他学科的学者也许不以为然。我们需要做的是努力修行, 不仅是为了自我救赎, 也是为了促进相关学科的健康发展, 以达到各学科间的良性互动。

虽然在巴斯内特看来, 不可译性早已成为翻译实践所必需的一部分 (ibid:5) , 但不可否认的是, 作为一个几乎可说是古老的概念, 不可译性需要得到重新审视, 因为不可译的含义及本质属性并未得到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倘若对有关不可译性的理论及实践累计的问题不给予足够的关注, 那么翻译质量势必大打折扣, 乃至受到威胁。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克服不可译性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业已改变甚至扩大了翻译的本质及作用。欠缺翻译或失败翻译皆可归咎于不可译性, 只是作为跨语际实践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绝对意义上, 不可译性是无法避免的。德里达 (Derrida) 认为没有绝对不可译性, 就此而言, 也就不存在绝对可译性。无论直接翻译或间接翻译, 其实无外乎是在这两个可能的极端之间不断地往复游移, 绝对的直接或间接是不存在的。有鉴于此, 我们应考察可能在互动中发生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以做到更好理解翻译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空间内的多维本质, 并以此来正面解决翻译中出现的多种可能性。

世界文学是一个单数概念, 然而世界文学的传播取决于多种语言的翻译。不同国家的读者只能通过翻译接触彼此的文学。所以应该说, 大多数情况下阅读世界文学只是在阅读翻译。在世界文学背景下, 常见的目标语是英语, 是毫无争议的国际语言。把英语作为一门广泛使用的世界语言的预设, 代表了普世性的西方中心主义, 虽然阅读英语文本的人数并非占压倒性多数。要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 更多的语言应当参与其中。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英语的霸权地位, 其它所谓的世界语言, 如凯瑟琳·希尔兹 (Kathleen Shields) 所言:“诸如阿拉伯语、印地语、法语、德语、汉语和俄语都在翻译等级体系中屈于英语之后” (Shields, 2013) , 只能望其项背。尽管如此, 世界文学想要破土而出并逐步变得具有影响力, 也有翻译成其它多种语言的必要。所谓世界文学, 即是优秀的文学文本经由翻译为各国读者所欣赏。因此, 文学文本在其它语言文化中的再生取决于翻译。惟有通过翻译研究世界文学, 探讨翻译如何塑造世界文学, 使之成为可能, 或成为其阻碍, 才会有意义。

世界文学由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构成, 民族文学势必要从内部传播走向全球传播。民族文学要么直接成为国际文学, 要么经过改造成为国际文学。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 1995:276) 。世界文学的核心在于多样性和异质性, 虽然世界文学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 (one-world system) 的典型体现, 但假定世界的单一性大有问题, 几乎无法证实或支持。与之相关的问题是, 形式多样且后果难以预测的翻译, 如何在催生世界文学的同时, 挑战并可能改变单一的世界体系。

毋庸置疑, 世界文学严重依赖国际传播。那么该如何争取和发展国际读者群体?无论读者喜欢与否, 持久不变的是, “翻译成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等其它主要语言已经成为民族文学出版以及进而转变为其它不同国家版本的条件和途径之一” (Walkowitz, 2015:11) 。在考察国际读者如何接触到文学文本时, 必须突出强调翻译的关键作用, 特别是英语的翻译。鉴于不同文化语境和历史时期翻译活动本质的变化, 通过研究民族文学如何国际化, 并结合多种观点和文学传统, 做到与翻译实践进行实质性接触, 显得尤为重要。有人可能会说, 除非翻译文本很好地进入到目标语体系中, 否则文本中那些宝贵的共通成分将无法被发现或无法引起目标语读者共鸣。国际传播的问题在于难以确定目标语读者的确切构成, 由于变量范围过于宽泛, 瞄准视线外的目标并不容易—难以识别, 更不用说瞄准某个特定的目标。毕竟作家或译者并不总是清楚国际读者的期待心理与视野。加之, 他们的背景和世界观或许亦不为人知。

国际传播受多种因素影响和掣肘, 由此可能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 并引起疑问—什么样的本文可以作为世界文学被接受?一般而言, 人们更属意可读性强的翻译, 这类翻译接受度更高。无论如何, 翻译文学必须要融入世界文学, 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才有机会立足于世界之林。但倘若部分小说写得华而不实, 翻译无从下手, 那么它们是否有机会作为世界文学被阅读呢?文学通常是为某些特定的读者 (本土读者) 而创作, 初始目的并非为了全球消费。尽管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 但除非创造文学作品时考虑到国际读者群体的接受, 其可能的高度抗译性对翻译构成严峻的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 源语读者不同于目标语读者。毋庸赘言, 国际读者群体的兴趣是国际传播的先决条件。就这一点而言, 民族文学翻译中体现出的特异性是否有利于世界文学的产生和传播, 有待我们深入思考。

出于各种原因, 上述的特异性恰恰极易在翻译中丧失。大卫·丹姆拉什 (Damrosch, [9]3) 着重探讨过翻译的缺失与获得, 哈里森 (Harrison) 对“获得”的提法高度存疑, 他声称在缺乏源语知识的前提下讨论缺失与获得, 纯属无本之木, 并针对丹姆拉什所提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倘若一个文本是由丹姆拉什不懂的语言所写, 那么他在阅读或教授该文本时如何得知译本已获得足够信息?他的学生又如何得知?” (Harrison, 2014:2) 然而, 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比如, 比较同一原文本的不同译本就可以获得诸多启示性的深刻见解。丹姆拉什通过比较北岛的一首诗作《回答》的两个不同译本, 为以上看法提供了佐证 (Damrosch, 2003:22) 。尽管如此, 对哈里森来说, 在不参考原文本的情况下去比较两个译本显然不够。虽然哈里森承认这种做法的价值, 但仍坚称“若能读原文本就再好不过了, 从最小的意义上讲, 它也是一个版本” (Harrison, 2014:6) 。哈里森似乎执迷于学习源语, 其言外之意是学习原文使翻译变得没有必要。他甚至认为, “任何认真对待世界文学的人都应该让他们的学生认真学习外语” (ibid.:2) 。当然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即使这些学生有可能学会阅读世界文学所需的所有外语, 世界文学也不可能靠这一小部分群体来存活。

需要重申翻译与世界文学的核心联系, 如卢卡斯·克莱因 (Lucas Klein) 所断言, 不管如何定义世界文学, 它都必须建立在翻译基础之上 (Klein, [15]6) 。对世界文学的存在构成首要威胁的元凶是不可译性,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文化不可译性。不可译性作为一个整体概念, 无所不包, 翻译所涉及的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 皆与此概念相关。文化邂逅定会产生重重困阻, 更不消说文化交融。世界文学经翻译生成的文本源自不同历史文化语境, 整个再生过程和与随之相伴的危险, 需要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予以重新审视。爱米丽·阿普特 (Emily Apter) 的看法可能是对的, 她强调尽管文化疆界似乎总被跨越, 或声称被跨越, 但具体操作远非如预想般简单 (Apter, [6]3) 。人们反复谈及类似情况与不可译性, 但不可译之文本甚至似乎总能得以翻译。追根究底, 到底何为不可译性?作为一种暴力行为, 在克服不可译性的过程中, 翻译不免对原文造成间接损害。因此, 文化疆界如何被跨越, 或是否巧妙地跨越, 仍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不可译性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绝对不可译与相对不可译, 根据不可译性的本质, 应对策略包括从语言、文体到文化的归化处理。然而, 归化策略看上去似乎有效, 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原因在于, 归化翻译策略虽使读者有机会接触原文本, 但无疑是间接的, 有时甚至间接到稀释甚至抹杀源语文本的语义和文化特性的程度, 从而严重削弱或消除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的功效。任何妨碍直接接触原文本中能指符号的做法都可能阻碍这些符号发挥有效作用。

人们注意到不可译性可约束甚至瓦解世界文学, 这点也充分体现了可译性的脆弱与文学传播之间的紧密关系, 所以将改写这一复杂的概念视为翻译过程中的一种操纵手段再次显得十分有必要。首先, 世界文学源自对民族文学的改写, 由于涉及文化语境的置换, 改写必不可少, 其目的之一是适用不同的读者对象。恰是因为改写, 民族文学通过翻译被再创造及重塑, 然后以不同的形式得以再现。翻译建立在融合与分歧之间, 以不同学科的联系与交叉为特色, 具有生成性和创新性。不同的民族文学如何被改写进而成为世界文学, 其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处理或操纵不可译性。

翻译通常被指责遮蔽原作的文学价值, 并模糊其意图。当佳娅特丽·C·斯皮瓦克 (Gav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在她的《一门学科之死》 (Death of a Discipline) 及其他著作中指责世界文学专业学生不去学习其他外语时, 她主要担心的是不同政治和文化语境下最本质的不可译性 (Spivak, [19]3) 。同样, 对阿普特来说, 特别是文化层面的不可译性问题, 严重到能够削弱任何试图将世界文学建立为一个有效概念的行为 (Apter, [6]3) 。她在《反世界文学》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一书中, 不无忧心忡忡地声称, 可译性在本质上无法实现, 并据此指出世界文学的不切实际 (ibid.) 。世界文学对翻译的病态依赖只会意味着, 倘若翻译的可靠性受到质疑, 世界文学的合理性便最终无法确立。不可否认, 对文化差异不够重视, 会进一步加剧对源语文化的无知, 而文化差异的消融, 又会降低世界文学的多样性, 随之为某种普遍主义开启方便之门。由此而衍生的文学普遍主义将不同国家的文学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 其结果几乎注定导致世界文学的废弃。

文化全球化深刻的同质化本质仍然是世界文学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一个中心议题。世界文学一词的潜在含义揭示了其同质性和趋同化的窘迫倾向, 因其会导致单一文学的形成。这种简化的单一形式表明各民族文学数量不断下降, 而正是由它们构成了世界文学。就翻译而言, 就算语言同质化的危险 (或可能性) 尚不存在, 文化全球化中文化同质化的可能性仍难以规避。正如所料的那样, 世界文学的概念往往在理想主义和犬儒主义间摇摆不定, 其核心是由本土与全球间错综复杂的互动所驱使的翻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 在全球化冲击下, 翻译难以抵御世界文学日益加剧的同质化。文化同质化源于语言同质化, 而后者体现在语言的归化处理中。另外, 如同民族文学被译为英语文本的情况, 倘若语言和文化差异都遭致系统性的抹杀, 翻译文本就可能有语言和文化贫瘠化的危险之虞, 而这种情况只能对世界文学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现代翻译学标榜目标语为导向, 所依仗的不外乎就是归化策略, 只是羞答答地不愿点破而已, 倒不失为应对不可译的方便途径, 也似乎为读者接触源语文本中的某些“禁区”提供了一种粗浅的进入方式。然而, 不可避免地, 这势必让人产生一种不可译性已被解决的错觉, 其实不可译的部分依然存在, 而只是在表面上得以规避, 翻译以浅薄草率的方式, 敷衍了过去。就如同翻译双关语, 核心部分可能被完全躲避, 或仅以解释性词语替代。这种草率的改写方式, 自然不能与原作匹配, 丧失了文化的本真不说, 文学价值的传递恐怕也无从谈起。从根本上讲, 翻译同时具备的是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那么世界文学也大抵如此。当务之急在于翻译的质量能否支撑世界文学, 倘若不能, 后者存在的合理性便陷入危险之中。

世界文学的贫瘠往往是由缺乏跨文化可译性造成的, 因此不可译性一向被视为是世界文学的主要障碍。丽贝卡·鲁思·古尔德 (Rebecca Ruth Gould) 指出, “不可译性被当作应对世界文学过度同质化的一剂解药, 如今因此变得颇为时髦” (Gould, 2018:2) 。然而, 与降低或掩藏不可译性相反, 同质化无法掩盖对高水准翻译的深层需求。阿普特似乎通过强调不可译性来论证世界文学是几乎不可能成立的 (Apter, [6]3) 。确实, 应当这样认为, 对可译性的粗浅假设是危险的, 她因而恳切地提醒我们不可低估语言和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她特别强调翻译的真正功能, 指出任何歪曲或弱化的形式在本质上都是不可接受的。最终, 由于翻译无法公正地对待源语文本, 因而世界文学本质上具有潜在的脆弱性 (ibid.) 。至于这是否是种失败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论断, 取决于翻译实践在特定的场景和语境下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可译性。

阿普特的言外之意在于, 她最终关注的是, 就世界文学而言, 翻译存在功能上的不可简约性 (irreducibility) 。倘若原文本中陌生或异质的内容在翻译中被弱化或扭曲, 世界文学难逃其害, 有时甚至可足以致命。目标语中那些语言和文化上难以言喻的内容似乎使不可译性得以固化。鉴于文化惯例和表达差异显著, 阿普特对“文化对等和可替代性”提出质疑。这里所涉及的对等和可替代性的观点与不可简约性有本质上的关联, 诚如阿普特的假设那样, 若不可简约性不存在, 那么世界文学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但是坚持完全无法简约的观点过于一概而论, 并非任何创造性内容都完全不可简约。再者, 如果绝对不可简约是翻译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那么不可译就将变得绝对化。由此可见, 把注意力集中在表层意义的传递上是完全徒劳的。正因如此, 将翻译的复杂性视为一种不可简约性, 而非仅限于解决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如此做法或许更有意义。诚然, 在思考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茫茫无垠时, 人们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可简约性。但值得注意的是, 过分强调不可简约性无助于解决不可译性。

表面上的可译性掩盖的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译性, 弱化后的翻译可能是不可译性的表征。事实上, 有时很难确切地知道翻译中缺失的内容。但如同在厚度翻译中, 以一种试图详尽解释所有内涵的形式以达到无所不包, 注定将破坏译本的文学性。翻译造成的语言陌生化和文化疏离感更是为阅读世界文学带来了严重障碍。就这点而言, 传统意义上的归化翻译也不是消弭差异和冲突的解决之道, 同时这也说明为何问题焦点总是要绕回到不可译性上来。本雅明 (Benjamin) 认为, 不可译性主要指语言上的不可通约性, 以及各种诗学形式, 却全无提及文化差异, 如果考虑到文化差异的因素, 则进一步使不可译性的关键维度复杂化。由于直译 (literal translation) 无助于降低陌生感和疏离感, 也就容易造成读者无法理解译本, 所以也容易受到译者和读者的普遍抗拒。翻译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人造语言, 由于欠缺自然度, 故需要不断加以改造, 使跨文化共享成为可能。译者也需要不断作出努力增加目标语的灵活性和适应度。就此而言, 如果能找到了扩充目标语的方式, 翻译最优化的可能性就会大为增加。事实上, 尽管阿里·达维希 (Ali Darwish) 坚称, 翻译无法达到“绝对对等”, 但可能“在有效性和感染力方面使原文本和目标语文本达到最佳相似” (Darwish, 2008:115) 。鉴于不存在绝对的对等和替代, 非难世界文学的合理性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 针对世界文学合理性的指责显然不合理, 而且也不公正。

由于翻译的暴力性质, 源语文本固有的脆弱性凸显无疑, 故需小心操作, 如何在翻译中复原源语文本是无法回避的难题。翻译的危险性在所难免, 易造成误译或失败翻译。阿普特曾反复提及到二者。究竟何为失败翻译?应该说, 即使源语文本改头换面了, 所产生的误译也不等同于失败翻译。各种因素导致大量的误译存在,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对源语文本的误读。阅读文本无疑存在着诸多不同或模棱两可的方式, 对原文本不同的处理或解读方式都有可能导致在翻译中表述失实。同时, 由于审查制度的存在, 抑或其它诸如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甚至审美等因素的考量, 所谓误译有可能是译者的有意为之。另外, 尽管今时今日科技发展突飞猛进, 人工智能翻译也是误译的一个常见来源。考虑到机器翻译处理引证方面的不可靠性及不确定性, 盲目依赖机器翻译是危险的。另一方面, 有些译者倾向于加工改造原文本, 文本阅读也不免受其个人喜好或习惯影响。虽不能轻易看出这是否构成误译或失实陈述, 但这种“改善”原文的做法通常广受争议, 且具有误导性。毕竟准确性和可靠性传统上根植于忠实 (fidelity) 这一概念, 此概念仍是目前检测翻译质量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按传统的理解, 译者没有理由不尽力保证翻译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最大化。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否一定对世界文学有益?这就需要考虑到翻译面临的主要二元选择之一—准确性和可接受度。

尽管翻译中的误译或失实陈述有时被认为危害世界文学, 但无数的案例却证明并非如此, 艾兹拉·庞德 (Ezra Pound) 在其古典诗作《神州集》 (Cathay) 中误译过许多内容。然而, 逐字翻译的准确性也不完全可取。叶维廉认为, 中国古典诗歌译者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对汉语语言或文字的无知”, 不如说是“作为译者, 无法看到由汉语本身特殊性所构成或促成的对现实独特的表现方式” (Yip, 1969:12) 。庞德译作的文化重要性远远高于其语义准确性。同样, 翻译家林纾也以误译闻名遐迩。他和庞德一样, 对源语言一无所知。尽管钱钟书清楚地意识到林纾在翻译沃尔特·斯科特 (Walter Scott) 的小说时出现了无数错误, 但对林纾的误译却很着迷, 并由此提出了“讹”的概念。有趣的是, 误译可以带来巨大的能量。在提到林纾对狄更斯 (Dickens) 小说的翻译时, 钱钟书指出:“他一定觉得迭更司 (即狄更斯, 笔者注) 的描写还不够淋漓尽致, 所以浓浓地渲染一下, 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 (1981:25) 。这就是通过林纾 (错误) 的翻译对原文进行“错误”处理的效果。这种类型的间接翻译, 虽没有直接获得或接触源语文本, 在当时却是相当成功的。令人惊讶的是, 出于某种特定的原因或目的而战略性误译有时可以创造奇迹。从钱钟书的角度来看, 似乎林纾的翻译中有误译得很好的例子, 与寻常做法不同, 误译成了林纾有效的沟通方式。

与忠实但拙劣的翻译相反, 以上提到的不寻常做法是语义和文体上的缺失和补偿, 这与翻译, 特别是文学翻译发生的情况大致相吻合。偏离和差异的出现, 除了由于译者倾向于改进原文, 还由于译者对原文缺乏或缺失再现性。虽然差译 (poor translation) 破坏了原著中有趣而重要的东西, 甚至损害原著作者的声誉和影响力, 但误译并不总是那么有害。换句话说, 误译并不一定是差译, 因为差译可能降低原文的文学价值, 而误译有时则产生相反的效果。严格地说, 对原作的任何改进都近乎于误译。不可否认, “改善”可能是主观的, 亦很难探知。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翻译中的补偿, 这抵消了译者改进 (损害) 原文所带来的缺失, 这时译本与原文本相比可能有改善, 也可能没有。然而, 必须指出的是, 即使补偿大于缺失, 翻译的准确性或可靠性仍可能岌岌可危。

需要指出的是, 误译不应被简单地认定为失败翻译。翻译中难免有增添, 增添有时似与误译相似, 但误译与失败翻译存在本质区别。诚然, 一个简单的翻译错误, 无论是误译还是失败翻译, 都可能致使读者偏离作者最初的意图。如果说归化容易造成误译, 那么异化也可以说是至少一种类型的失败翻译的产物, 即未能传达原文意图。说到底, 文化误译的根源在于文化误读和误解。因此, 跨文化知识至关重要, 缺乏跨文化知识容易导致误译或失败翻译。相对而言, 后者可以指欠缺翻译或乏善可陈的翻译。更确切地说, 意义的多义性在翻译中最容易被丢失, 最终导致翻译失败。还有译者故意造成翻译失败的可能性也是无法排除的。另外, 由于文化意义和形式存在多元性和多义性, 误译或失败翻译是译者试图兼顾一切的必然结果。许多翻译学者所倡导的创意翻译实践也可能存在误译的风险。总之, 误译可以有不同的动机, 并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上表现出来。误译的政治或诗学则是耐人寻味和自相矛盾的, 彼此之间难以区分。

翻译本真性 (authenticity) 的概念与可靠性密切相关。本真性和可靠性均是阿普特颇为关心的问题, 她清楚地表明不可译性是本真性和可靠性最大的阻碍。从很多方面来看, 不可译性在很多方面, 尤其涉及到文化差距较大的语言对 (language pair) 之间的翻译, 很容易阻碍本真性的建立。世界文学的有效性或合法性必须以植根于本真性的普遍多样性为基础, 其概念化和感知 (perception) 与翻译实践中对可靠性的普遍需求是一致的。据阿普特的说法, “翻译被一种焦虑所困扰, 即它是非原创的或非法侵占的知识产权” (Apter, 2013:126) 。翻译的非原创性地位意味着其本质上被剥夺了本真性。因此, 在翻译语境中, 需要将原创性和本真性分开。翻译是合法占用还是非法侵占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有时需要由原作者决定。所有权问题是一个模糊的问题。翻译意味着改写, 改写即伴随对源文本的索取和僭越。这种改写通常是建立在解释的基础上的, 这种解释势必导致变化, 这就需要对本真性有一个新的理解, 因为除了在所有方面模仿原作之外, 还有许多表达本真性的方式。不可否认, 如果源文本的某些部分被译者曲解了, 那么它们就不具备翻译本真性。

还应注意的是, 本真性从来不是静态的, 我们应该把本真性看作是一个涉及文化融合与杂合的动态过程。本真性可能受到侵占的严重威胁, 导致混杂性, 而不确定性和主观性有加剧这种混杂性的可能。在翻译中, 混杂性的侵占力是引人注目的, 故不应被低估。毫无疑问, 翻译是一种混合体, 更具体地来说, 翻译语言是一种混合的语言, 无论译者留意到了与否。在翻译中, 即便是间接参照原作, 也不应忽视细节, 细节的谨慎复原是本真性可信度和可靠度的证明。其实, 跨文化再生产的定义和挪用 (appropriation) 就是通过接触和配置 (access and configuration) 来实现的, 尽管挪用意味着对本真性的损伤。此外, 一种特定文化态度决定了翻译将如何被感知。例如, “中国性”就受到了部分中国学者的小心保护和强烈捍卫, 他们无法容忍中国文学在译入其他语言 (尤其是英语) 时出现任何可能削弱所谓的“本真的中国性”的归化迹象或证据。归化策略一般可分为语言归化、文化归化以及文体归化, 首要目的是减少疏离与僵化。然而, 所有这些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损害翻译的本真性。

事实上, 真实再现主要还是与可靠性相关, 涉及到准确度和充分度。但因为系统地寻找本真性极可能损害可译性, 真实再现也是有问题的, 并且可能是失败翻译的根本原因, 甚至导致不可译性。翻译需要侵占本土文化, 有时其结果是无法避免本真性的缺失或减弱。考虑到文学全球化 (以西方为中心) 的负面影响, 这或许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因为文学全球化往往造成本土文化同质化或标准化, 可能引致减弱或消除本真性的威胁, 这种本真性本应代表以本土文化和文学为基础的文化多样性。换句话说, 只有翻译真正代表了民族文化和文学, 文化多样性和文学多样性才能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得以保留。

正是相互竞争的文化价值或文学价值, 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不同经历的动力和动机。如前所述, 本真性与可靠性相关。目标语读者想通过阅读世界文学以获取真实的文化价值, 而恰是文化的本真性为世界文学注入了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 真实再现是至关重要的, 但我们也应该谨慎看待翻译本真性的概念, 将其看作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尽管有学者强调民族文学文本应该以真实的方式翻译, 但真实的方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并不容易说清楚。本真性遭遇的危机或困境可以归因于其适应或变革的秉性。翻译本真性作为一个有争议性的术语是其具有的相对性质。而关于翻译本真性的论述亦随着各种各样的参照物的变化而变化。一个源语文本对应多个目标语译本的情况并不鲜见, 综合各种因素考虑, 有时很难断定哪个版本更真实。

被侵占的本真性仍然可以再现, 甚至突显目标文本中根深蒂固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从结果来看, 本真性与不可译性密切相关, 本真性的存在使不可译性变得更为复杂。因此, 翻译, 尤其是文学翻译, 需要更多的活动空间来超越文化疆界, 开辟新的可能性。丹姆拉什分析了北岛诗歌《回答》众多译本中的两个版本, 称赞其中一个版本为“诗性辩才”, 这也得益于可读性 (Damrosch, 2003:23) 。相反, 另一个版本却为一种“非诗意”的僵硬风格所破坏, 因为该译本“试图将源文本中潜在的文字游戏传达出来” (ibid.) 。这些似乎就是保持“翻译的本真性”的代价。当一个特定文本有不同译本时, 译者就有可能探索不同层次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内在诗性与源语文本字面意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劣等”版本与再现文字游戏有关, 这可是翻译难以攻克的顽疾。但一旦做到了, 并且处理得当, 即便译作几无诗意, 也可以结合异质因素生成世界文学。本真性或异质性不必局限于形式再现, 这样可以减少或消除诗学束缚。另外, 本地语境形成的动力或阻力也可以决定翻译中是否允许真实的表达方式。

本杰明认为, 直译诗歌永远不会成功, 诗歌必须在翻译中重新创造。简单来说, 某个东西如果不是可完全复制的, 就必须重新创造它。如此一来, 就不可避免地偏离源语文本的意义或形式。诗歌翻译考虑更多的是文学性, 而非内容传达, 这又一次指向语言的诗性。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文化事件, 往往具备创新性和新颖性, 在翻译中不可对其文化独特性掉以轻心。但翻译中的语言很难具有诗性, 而且翻译中的转换或再创造, 也可能导致目标语读者感到有些不适。也就是说, 在阅读文学翻译作品时, 读者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鲁迅在他的翻译实践中提倡读者应努力理解译文:“我的译作, 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 却往往给以不舒服, 甚而至于使人气闷, 憎恶, 愤恨” (1980:3) 。这种“硬译”不允许读者被动地接受文本, 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丰富或扩展汉语词汇和句法, 并为读者呈现审美体验的概念基础。语言本真性和文化本真性都基于这种翻译策略。

从实际意义上讲, 本真性是一种相对保真的改写形式。大约十年前, 高尔泰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大学 (UNLV) 作客, 哈珀·柯林斯 (HarperCollins) 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到了他, 想要出版他的自传体小说《寻找家园》, 随后高尔泰签署了一份出版协议。但出版社也许是出于编辑上的考虑, 调整了高尔泰文本叙事结构, 增删了部分内容, 高尔泰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并明确表示:“但是我起码知道, 自己的作品中写了什么, 而译文中没有;没写的, 译文中却有。”接着他的抗议言辞更加激烈:“所谓删节, 实际上等于阉割。” ⁽¹⁾ 他进一步认为, 作品的生命在读者的阅读之中。一本被误读的书, 等于不存在, 正如一本不再被阅读的书等于死了。他还说道虽然知道假面舞会对获得名誉和金钱来说都有好处, 但容许具有误导性的翻译就像是参加一场假面舞会。上述论点的主旨强调了本真性的价值, 不过其被误读的作品不会有人阅读的论断不说是无稽之谈, 也是难以站得住脚的。根据高尔泰的观点, 一部不可靠的作品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这就出现了两个相关且更为核心的问题:这种翻译方法是否有利于世界文学?如果有, 是否应该接受这样的译本?

与具体的叙事手法和参照物相对应的内在通用深层结构, 无疑是一个文本被国际接受的必要条件。因此, 在翻译中再现叙事的本真性是一种普遍期待。同样, 如何在翻译中真实地反映痛苦是一个涉及情感和文化敏感的问题。在翻译中需要准确地反映出真实的经历, 这就需要解决人类苦难和痛苦不可还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缺失或删除的部分正是原作者想要突出和寻求关注的内容。但即便存在这种需要, 出于各种原因和动机, 有时也不得不进行部分删减或彻底删除。

本真性和功能性之间总是存在潜在的对立, 文化本真性可能导致疏离甚至敌意。一个文本若过于追求国际认可, 就有可能陷本土特异性于危险之中。为了更容易理解文本和增强其可读性, 特定的文化能指可以看成是可有可无的。翻译的存在, 应该能够使世界文学提供一些可以让各国人民都能理解和欣赏的东西。在这方面, 丹姆拉什提出了一种看待原文中的特异性的观点:“读北岛的英文译诗, 我们应该关注其创作语境的相关方面, 但我们最终并不需要汉语语境所有的特异性” (Damrosch, 2003:22) 。这种脱离现实的阅读策略不太注重特异性, 这与莫雷蒂 (Moretti) 的遥读 (distant reading) 类同, 二者均暗示, 在跨文化共享中, 以特异性为基础的本真性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且, 鉴于不可译性, 特异性容易发生改变和转换。尽管阿普特一再坚持不可替代性, 翻译还是通过暴力迫使其存在, 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本真性不同程度的受损。

文学价值无法定义, 甚至难以描述, 已被证明极为飘忽不定且难以言状。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 翻译中文学价值的缺失削弱了使其成为世界文学的所需文学活力。翻译所丢失的大量文学价值是文学译者负担不起的代价, 文学价值的缺失也是读者反响不好和体验不佳的主要原因。与原著相比, 翻译文学被贬值是常见的现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翻译常被边缘化。究其个中缘由, 向来十分复杂。原作与译作孰好孰坏有时一目了然, 有时又曲折掩映。1958年, 乔治·肯尼迪评价埃兹拉·庞德的诗时说到“毫无疑问这是好诗。毫无疑问这是坏的翻译”, 并以此来区分“诗人—译者”和“评论家—译者” (转引自Klein, 2014:57) 。这有点像是在暗示即使你的初衷是想成为一个好的译者, 最终也有可能产出坏的翻译。

原作的成就未必能在翻译中得以复制, 翻译可以成为原作的终结者而非原作“来世”的创造者。如前所述, 既然失真性和不可译性是质疑世界文学存在的真正基础, “世界翻译” (cosmopolitan translation) 的概念尤为相关。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 一个作品想要获得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和赞赏, 其翻译必须直面文化交流中的不对等现象。世界文学本应是多元的, 不对等的文化交流肯定有损文学多样性, 这与世界文学的本质相违背。世界文学同时具备了本土化与世界性的典型特点, “世界翻译”正好能够实现和展示这些特点。在翻译世界文学时, 即使他者不可还原, 也不应被忽视, 因有助于保护和培养多样性。毋庸置疑, 缺少多样性, 世界文学的合理性就失去了基本依据, 最终导致其“囚禁于英语世界” (D’haen, 2012:144) 中;同时缺乏的是叙事普适性, 以至于所谓的世界文学, 也几乎不可能扮演世界范围的文学实践代表性角色。同时, 国际上对不同类别的民族文学的关注和宣传, 是产生世界文学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正如学者们一再指出的那样, 世界文学的存在取决于翻译, 且世界文学预设的不可能性与翻译自身固有的不可能性密不可分。如果可译性遭到质疑, 那就谈不上普遍性了。翻译意味着转换, 但转换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 不应以同质化方式来对待。而作为世界文学的前提和基础的翻译文学, 则必须反映出异质性和多样性, 可是翻译却有消除地方的和民族的多样性差异的倾向。相比之下, 翻译中异化的翻译策略能够凸显和保留源文本中的异质性。但同时我们也知道, 严格遵循异化策略将使翻译难以达意, 以至于最终丧失世界文学的可能性。有鉴于此, 在体现原文异质性和目标读者的可懂性 (intelligibility) 和可读性 (readability) 中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就显得尤为重要。总之, 世界文学需要翻译来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读者基础以此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伟大文学创作。如何才能做到呢?答案或许就在“世界翻译”。

与此相关的是, 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一个针对世界文化的统一视角。姑且假定, 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文化, 那它在逻辑上应该是一个统一的视角, 这在本质上与同质化的世界文化是不同的。不过这样的假设可能过于简单和概括, 随着人们对不可译性愈发警觉, 很容易遭到质疑。在探讨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和其作品在瑞典的接受程度时, 凯瑟琳·桑德巴赫-达尔斯特罗姆 (Catherine SandbachDahlstrom) 指出了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身份问题:

来自不同国家的读者必然会事先成为局外人, 使得他们的理解区别于民族阐释共同体的理解。换言之, 他们无法理解伍尔夫的生活和写作的某些方面是由于阶层与民族从属关系造成的文化编码的缺失。 (Sandbach-Dahlstrom, 2008:148)

作为文化局外人, 目标语读者不能完全理解译文或原文的某些部分, 并不少见。尽管有着潜在的共性, 阅读陌生文化的文本所产生的疏离感仍然很明显, 甚至可以疏离不属于适当的“诠释共同体”的目标语读者。值得注意的是, 源语文本首先是为上述的“诠释共同体”创作的。

在很多方面, 由此产生的跨文化涵义是巨大的。如果说目标语读者对原文或译文的理解, 大抵是囫囵吞枣式的, 那么几乎可以断定, 是无从捕捉到内在文学价值的。此外, 还需要注意另一个核心问题, 即文学价值, 与跨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不无关系。就此而言, 通过展示跨文化指涉间的多重关联, 对培育世界文学文化至关重要, 虽然这些指涉未必是交际中不能逾越的障碍。文学文本是世界的一部分, 通过翻译, 文学文本得以分享并被间接体验。据马扎尔·海亚特 (Mazhar Hayat) 所称, “世界文学作品潜力巨大, 能够超越其本土的指涉框架里的历史和文化疆界, 为世界文学文化的形成铺路” (Hayat, 2016:16) 。不加思考地接受不可译性意味着承认他者的不可知性。应当说, 既然不存在完全的不可译, 那么目标语读者还是可能对他者略知一二的。在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 本土化和全球化, 特异性和普遍性, 交错缠绕在一起, 且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分离, 其结果可以拓展世界文学的国际接受范围。

如何才能使源于阅读翻译文本可体验的审美乐趣在翻译中找到真正的出路?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翻译中所谓的文学价值?这一切都与世界文学的形成有关。翻译成功的关键在于, 通过展示原文的普遍性特征在翻译实践中创造同等或相当的文学价值。林纾传奇的翻译实践就是明证。林纾对司各特 (Scott) 的《艾凡赫》 (Ivanhoe) 中译本的处理和转换方式在今天看来自然是不可接受的。但林纾的翻译方式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原因, 此处没有必要深究。不过换个角度看, 虽然译文有严重“不忠实”原文的弊病, 林纾深厚的文学功底仍使其成为一部伟大的艺术杰作 (韩洪举, 2006:24) 。

在编辑林纾译本时, 茅盾特别指出林纾的翻译“文笔之跌宕多姿, 也得原书风格之二三” (1981:199) 。就美学判断而言, 译者的主体性在决定译文感染力和质量方面发挥的是关键性的作用。总之, 翻译的目标是使文学巨著的价值得以最大化, 使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得以恰当的再现。值得注意的是, 正如准确性和本真性可以以牺牲文学价值为代价, 翻译也完全有可能在语义上不忠实于原文, 却在文体上忠实于原文, 在再现跨文化指涉和典故的情况下, 尤为如此。

拙劣的译作会减弱读者对于他者及相关生活经历的审美兴趣和好奇心。文学既是当代的又是历久不衰的 (历史的) , 既是本土的又是国际的 (世界主义的) , 同样地, 文学价值也既是具体的又是普遍的 (普世主义的) 。如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所言, “诺贝尔文学奖最有趣的地方在于, 通常授予翻译文学。当诺贝尔奖授予一位诗人时, 那位诗人诗歌成功的译作必然是重要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Owen, 1990:28) 。虽然文学价值与可读性可能没有直接关联,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不可读性往往损害文学价值, 而且由于翻译很容易导致不可读性, 因此有必要直接探究导致翻译不可读的原因, 并探究可以降低翻译不可读性或使翻译获得可读性的措施。另一方面, 应当说, 陌生的东西往往不可读, 但其异域风情又往往能够吸引读者并使读者接受其不可读。正是翻译所产生的新的表达方式丰富和扩展了目标语的表达。事实上, 很多新的表达方式在译者与不可译性斡旋的过程中应运而生, 抑或是翻译“自然而然”地制造了非自然的翻译语言。根植于原文中固有的陌生表达方式, 经过译者与原文持续角力, 衍生为新的表达方式。也可以说, 违反目标语语言规范, 同样能够显著提升译文的语言吸引力。

世界文学与决定其接受度的跨文化理解与鉴赏紧密相关, 必须经过跨国传播才能赢得国际性的认可, 其流通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仗翻译。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文学的经典一再被更新、改变和扩充。以趋同和差异为特征, 世界文学受到本土传统和全球影响, 汇集并协调相辅相成的本土和全球视野。在塑造和重塑世界文学的进程中, 新的文化归属感或认同感得以发展, 结果使世界文学处于不甚稳定和健全的状态。迄今为止, 学者们主要关注翻译在世界文学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 但翻译究竟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 仍需深入研究。跨文化体验的核心是, 尽管存在不可译性或可译性的缺失, 翻译应如何将文学文本的接受范围突破本土疆界, 是必须面临的挑战课题。就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而言, 对本雅明所论述的文学不可译性的担忧, 仍旧首当其冲。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可译性, 世界文学不仅饱受文化不可译的困扰, 也受到文学不可译的影响, 二者的结合进一步增加了跨文化协商的难度, 涉及许多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

与世界文学密切相关的文学翻译一直被低估和缺乏理论化。令人遗憾的是, 当今学界普遍缺乏对翻译重要性的关注和认可, 不仅不利于文学的全球性流通, 也严重阻碍了世界文学的发展。鉴于此, 我们需要正确理解可译性的可译程度, 不懈地直面不可译的挑战。在众多因素中, 区分本土可读性和全球可读性是翻译世界文学不可忽略的要务。可译性与原文意义再现的可能性是内在相关的, 对于本真性的审美, 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跨文化交际的本质。翻译所产生的人为构建的能指符号确实能使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体验打折扣, 正因为如此, 增进与源文本的持续互动对提升阅读体验至关重要, 而活力十足的有效翻译必然有助于此。从跨文化翻译的角度出发, 强调本真性的概念, 仍十分有意义。归根结底, 惟有真正的世界文学才能够产生永恒的价值。尽管尚存在各种不足, 翻译在世界文学的形成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透过提供一个有效的视角来理解翻译如何担负此角色, 翻译得以从一元文化视角转向跨文化视角, 力图增进外来文本的可共享性, 并以此实现国际经典化。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请见《中国翻译》2019年第1期，侵删。

【作者简介】 孙艺风,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翻译学讲座教授、英文系主任。曾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荣誉教授、杰出访问学者。